亲海:人类全新的宇宙观

在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水仙花号上的黑鬼》（1898）中，大海喜怒无常、暴虐、冷漠、对人类充满敌意。然而康拉德却钟情海洋，他在青年时代为海洋所吸引，从遥远的波兰来到马赛，开始他8年的航海生涯，后来成为一名船长，因健康原因放弃航海生涯后，他创作了一系列的航海小说。在康拉德的作品里，大海是个特殊的、与世隔绝的社会，一座心理学与人性的实验室，它除去了一切不必要的芜杂，只剩下暴虐与美德和意志进行较量，人类的道德信念和品质在此面临无情的考验，安全平稳的陆地和文明社会的虚伪、做作都要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被剥去。这与海明威之钟情于狩猎猛兽、深海垂钓、钟情于拳击台、斗牛场有着同样的奥妙。康拉德海洋小说的精神基调，与十九世纪其他海洋文学作品一样，大海往往呈现出一副狰狞的面目。麦尔维尔的《白鲸》差不多是个例外。

　　在《白鲸》中，那只庞大的抹香鲸是一股与人类为敌又难以征服的、邪恶的力量，而孕育白鲸的大海（据学者们分析，它象征整个大自然），也是杀机四伏，蕴藏着巨大的破坏力。船长亚哈试图反抗和征服白鲸，也就是征服大海，却宿命式地一步步接近恶运，终至毁灭。这部小说的悲剧色彩使它成为十九世纪海洋文学中少见的一曲悲歌。尽管如此，在亚哈船长的身上，仍透着一股悲壮的豪气，他代表着人类征服环境的不屈的意志。在这一点上，麦尔维尔又与康德有着相通之处。悲剧中的崇高仍给人以感奋力量。称得上悲观主义海洋文学作品的当属爱尔兰象征主义剧作家约翰·沁的《骑马下海的人》（1903），在剧中，大海有着吞噬一切的无比威力，它夺去了耄里亚一家三代男人的生命，人类在它的面前是如此地无能、无助.

　　海洋文学的发展似乎也与国力的兴衰有一定的关系。二十世纪美国一跃而为世界头号海上强国，二十世纪的海洋文学名作也大都诞生在美国。杰克·伦敦在长篇小说《海狼》（1904）中，塑造了赖生这样一个信奉“强权就是真理，懦弱就是错误”的“海上超人”形象。海狼赖生粗野、残暴、刚强、率直，显然，他是杰克·伦敦所理解的海洋精神的化身。海洋一如丛林，是达尔文式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普通人的法律”，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但将弱肉强食的法则用于人类社会就会让善良的人们难以接受。

　　奥尼尔像康拉德一样钟情大海。青年时代他在伦敦和康拉德的影响下在海上漂泊了6年。奥尼尔创作了《东航卡迪夫》（1916）、《归途迢迢》（1917）一大批海洋戏剧作品。在奥尼尔那里，大海已不再是用以认识自己力量的场所，而是他精神的家园、灵魂的归属、理想的寄托。大海也不再仅仅是浪漫主义诗歌中一种象征性的审美形象，一道风景，奥尼尔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大海中发现了诗意，发现了生命的意义。有人认为人类生命起源于海洋，也将回归海洋，奥尼尔完成了心灵的回归。这成为二十世纪海洋文学的主调。这也是在经过十九世纪下半期“斗海”主题之后，对十九世纪前期“亲海”主题的回归。英国作家毛姆在他的那部以画家高庚为原型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1919）中，也将远离文明的太平洋小岛塔希提作为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的精神家园。在《老人与海》（1952）中，海明威把他的“硬汉形象”置于大海之上，塑造了一个“打不败的英雄”老人桑地亚哥的形象。在小说中，老人桑地亚哥与大海的关系是息息相通的朋友。老人在海上捕鱼，不是什么敌对行为，也不是要夺取什么，而是一种友好关系的表现。那条他追捕了一天一夜的海鱼，他敬佩它，喜欢它，为它的死而悲叹。他和它都有自己的生命理由和意义。这种人与海的关系，是二十世纪的海洋文学新理念，并将成为人类新世纪的海洋精神。

　　人类与海洋的关系，经历了由惧海（以远古神话为代表）到赞海（以十九世纪前期的海洋诗歌为代表），又到斗海、乐海（以十九世纪的海洋小说为代表）和探海（以海洋科幻小说为代表），最后到亲海（以奥尼尔和海明威为代表）的过程。由惧海到斗海、乐海，表现了人类的勇气和自信；由惧海到探海，揭示了人类征服海洋的决心和能力；由斗海到亲海，则反映了人类一种全新的宇宙观。海洋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人类新的生存空间，“亲和”是我们对待自己生存环境的唯一选择。在未来的世纪，探海这一主题将持续下去，而亲海将是海洋文学的主旋律。